nir 颇为讽刺的是，在同性婚姻是否应当合宪化的辩论中，其中一方是其权利从来无遭受侵害之虞的人，而另一方则是苦苦争取这一权利的人，若辩论无限期进行下去，对于前者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
政治公议所表征的公共舆论是权力与权利各方、权势人物、社会公众和社会精英共同营造的，而不是权势人物与权力当局的专利品。[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第1版，页67。
作者在第三节第(四)国家作为立法者，是一种立基于公民共同体的法律共同体中对前揭世俗主义取向的立法进路所存在的缺陷从国家法权一体化和不能背离基本价值攰训的角度进行了批判。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大众参与的平面结构。二、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与政治公议的正当性 围绕着抽象公共政治问题和具体公共政治事件而生成的网络谣言在互联网上的盛行，体现了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及其剧烈冲突，以及传统媒体进入机制的狭窄化这一大背景中，转型中国的底层民众法治意识的觉醒，参与公共政治热情的高涨以及受制于利用公共媒体渠道之有限下，权利实现手段的自发性。这种对国民获取公正信息的正当性和现实困境的忽视乃至是无视，所蕴含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无知和无能，也是一种政治伦理层面上的不负责，更体现了掌权者的倨傲态度。在当包括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主流媒体囿于自身所受到的种种限制而在重大公共政治事件中缺席或出场延迟或选择性报道而导致其公信力大打折扣之后，互联网就成为了传播这类事件的首选，互联网总是会跑到主流媒体前面，以微博、微信等为典型代表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重大公共政治事件的首席播报员。
(13)季卫东：《论中国的法治方式：社会多元化与权威体系的重构》，《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页5，22。网络谣言在生成、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随机性特征，常常使现有的各种规制手段陷于失效而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尴尬境地，这不仅说明规制手段本身或是文不对题或是存有规避问题实质之嫌疑或是存在着严重致命缺陷，更重要的是，它还说明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进入一个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关口，由于种种利益纠葛、社会矛盾的多元交错，致使整个社会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政治法律手段陷入到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怪圈中，因此需要辩证理性地审视这一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并在宪政法权安排的宏观视角和面向未来的历史意识中建构对多元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样式的制度法理。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日本采取德国型立宪国家化的过程中，自然继受了法治国一词。（一）依法律行政原理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取法欧美，最终以德国为模范。[60]参见姜明安：《行政法基本原则新探》,载上引书,第512页以下（首发于《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他明确指出，法律还可以以将其立法权力在一定方面、为一定目的授予另一机构的方式，实现其最初单独所具有的这种能力。
法律对下位法特别是行政立法的控制，也因制度的不备、法院的弱势地位而较为乏力。[39]参见马君硕：《中国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9页以下。
人伦国是人格在一切关系中的统治，也就是人格之国。第二个原则是司法中默认的观念，有必要对行政特别明确化，而第三个原则是表明法律支配在行政上的界限。这种对合法性的要求在近代立宪主义的潮流中当然就意味着要依据议会的法律（Gesetz）。[49]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宪法第13条修正案。
[19] 曾留学德国六年的穗积八束于1889年提出法治主义的概念。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许崇德的解释是：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权……在国家行政机关系统中，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是司法活动的必要基础，任何裁判都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开始对资产阶级构成威胁，赋予前者实质的自由与平等对后者不利。[7]借鉴过去发展阶段的司法经验，法治国意味着尽可能使行政采取司法的模式。
[33]针对政府的法治模式的讨论，则发生于清朝的最后时刻。[4]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0页。
但反过来，有法律就可能限制人民的权利自由。曾留学东京大学的钟赓言以美浓部达吉的日本行政法学为基础，对其又有所发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在第四章国民中，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中，作出了与袁记约法类似的规定。[12][日]藤田宙靖：《行政法总论》,青林书院2013年版,53页。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报告对国家机构有这样一段表述：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权限的规定，要体现这样的精神：在法律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充分讨论，民主决定，以求真正集中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据吴庚称,在近年来我国台湾的教科书中,已有学者不再将法律泛指为法规。
立宪政治以法治主义为原则，法治政治是依法律而行的政治。[9]参见[日]盐野宏：《奥托?迈耶行政法学的构造》,有斐阁1962年版,第112页以下。
为了防止机械适用法律法规造成不适当的后果，在合法行政之外，该纲要又提出了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五项基本要求。该规定即便徒为宣示之用，也将法律的地位凸显出来。
一旦涉及要由形式法律规定的内容,就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制定（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的法律涵义》,《法学》2005年第2期,第53页）。现代为‘依法规行政，为行政行为之根据者，不限于立法机关通过之狭义之法律，且包括宪法、条约、命令等在内……命令之为行政行为之根据，原为昔日已有之现象，惟现代由于委任立法之发达，与命令范围之扩大，内容之加强，命令作为行政权作用之根据者，乃益见增加，故现代行政法之基本原则，为‘依法规行政，而非‘依法律行政。
纲要将法律保留替换为法律、法规、规章的保留，或许不是简单的行政权根据的扩大，而是对法律保留的实质改变。可以说，奥托·迈耶代表的是历史实证主义进路，依法律行政原理是源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法治国家的产物。在国家立法权无法伸张、司法权无力也无权维护法律的权威时，依法律行政便无用武之地。法与实定法是同义词，实定法之外不存在法。
在该书中，迈耶的法治三原则被译成了法律保留、法律的最强力（法律优位）和法律的拘束力（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在我国，行政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活动时应遵循宪法、基本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
[17]19世纪德国各宪法中采用了法律保留的条款，这是议会与君主抗争的结果。[55] 1989年，罗豪才在第二部统编教材中提出了行政法治的概念。
当时的法大致能保障形式的自由与平等，将实质的自由与平等排除出法律内容的方法得到采纳。如此，行政所依之法也就要发生变化。
[64]参见韩大元主编：《公法的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以下。许祟德针对1954宪法第47条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作出了同样的说明,只是在国务院执行根据的名称上稍有差异（参见前引[76],许崇德书,第331页）。在中国，范扬等人明确表明过对纯粹法学的肯定之意。国家是法之下多数人的结合，为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去维持法。
行政所依之法（Gesetz）应解为法规范（Rechtsnorm），即凡高权性的规定，以自由与财产条款为内容而对于不特定多数人且具有一般拘束力的规范均属之，亦称实质意义的法律。（二）奥托·迈耶的法治三原则 在德国19世纪末的通说中，立法权不受制约，所谓法治国家仅仅意味着依法律行政与依法律司法，而后者是不言自明的。
在法律层面上，1996年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其他处罚则分别授权给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设定。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依法行政的概念，指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
人们更加熟识、常用的是依法行政。第二，普通法与普通法院优位。
